新版淺析近代中國商人社會地位的嬗變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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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版淺析近代中國商人社會地位的嬗變匯編 【摘要】隨著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現(xiàn)代化進程的深入，中國固有的社會結構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原有的以士農工商為特點的等級鮮明的社會階層體系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筆者從考察商人群體在近代社會的發(fā)展入手，描述了商人階層在近代中國逐漸走入主流群體的過程和特征，進而對近代中國商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有了一個全新的定位，即中國由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商社會的轉型的坎坷進程中，商人的社會地位在逐步提升。 【關鍵詞】社會轉型；社會地位；嬗變 古代***社會，幾千年來一直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視農業(yè)、抑制工商業(yè)特別是商業(yè)。這種思想使得

2、社會上賤商之風盛行，商人的地位十分卑微，一直處在四民的末位。到了近代，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侵略下由**主權的封建社會變?yōu)榘胫趁竦匕敕饨ㄉ鐣?，自然經濟逐漸瓦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出現(xiàn)，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也開始向現(xiàn)代工商社會過渡。與此同時，廣大工商業(yè)者多少年來自身所固有的卑微也隨之不解自開，并進而對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有了一個全新的定位，即中國由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商社會的轉型的坎坷進程中，近代中國商人的社會地位在逐步提升。 面對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鄭觀應等一些有識之士提倡“商戰(zhàn)”，旨在激發(fā)中國人的商業(yè)精神。有學者分析：他們用民族主義把商人們熱心扶起來，總想在中國塑造出一個商人群體來。這個商

3、人群體，肩負起實業(yè)救國的重任，與那些讀書人肩頭上的救國目的一樣偉大。從那個時候起，士與商之間板結的社會界限一點一點變得模糊漫渙。當實業(yè)救國成為一種社會潮流時，連晚清狀元張謇也半路出家，入市做了‘紳商’。這時，全社會通達之士開始普遍祟商。所以，近代中國商人地位的嬗變，與每一次民族危機加劇中國社會的裂變和每一次先進***政治精英倡導的救國救民之路休戚相關。當然，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商人階層的崛起視為是民族主義的產物，更主要的是人們通過商業(yè)活動可以獲得原先只有通過科舉渠道才能獲得的地位、權力甚至財富。因此，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許多人雖然依舊是官員，但他們的興趣已經轉移到了經營企業(yè)上了，有些人甚至正

4、式退出官場全力經商。史書記載：自從同光統(tǒng)治以來，人們大多好利，有人在做官期間不忘經營商業(yè)，也有人罷官改營商業(yè)。正所謂“天下之人，皆為利來、皆為利往”?！凹澤獭盵1]（P242）這個詞，可以說是19世紀末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詞，這標志著一個新的階層的形成。這種介于傳統(tǒng)的紳士和現(xiàn)代的商人之間的新階層可以說是當時中國新型商人群體的典型形態(tài)。這種紳士和商人的綜合體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密切相關。 早在1 9世紀五六十年代，面對西方的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王韜、鄭觀應等一些早期維新志士提倡“商戰(zhàn)”，旨在激發(fā)中國人的商業(yè)精神。按楊國強的分析：“他們用民族主義把讀書人心目中原本形象猥瑣的商人們熱心

5、扶起來，然后在這些讀書人的肩頭放上救國重任。從那個時候起，岌岌乎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人們懷著一片苦心，比照彼國商人的模樣，總想在中國塑造出一個同樣的商人群體來。于是借助于西潮的涌蕩沖刷，士與商之間板結的社會界限一點一點變得模糊漫渙。當其潮頭高高揚起之時，連狀元張謇也半路出家，入市做了‘紳商’，這是一個通達之士普遍祟商的時代?！盵2]（P264） 還是從洋務運動說起吧。洋務企業(yè)最大的一個特點是 “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無論是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的高級官員還是開明的自由知識分子，都認為若沒有政府的支持和保護，現(xiàn)代企業(yè)的發(fā)展是不可能的。官員對于官督商辦執(zhí)著還在于官員從內心深處對于商人能力的

6、輕視，或對于商人人格的懷疑。如張之洞在1895年曾說過“商人不顧大局?；蛑髣斩幻髦袊w，或易為洋人所欺，或任事銳而鮮閱歷，或敢為欺饅但圖包攬而不能踐言，皆不足任事?！盵3]（P24）張之洞甚至不信任他自己任命的督辦，因此很奇特、有趣的是他把他的煉鐵廠開辦在緊挨他衙門的地方，即使那里既不靠近煤礦，也不靠近鐵礦。他后來對盛宣懷道出其原委，說這么做是為了保持緊密的監(jiān)視，他擔心別人用工廠來謀私利。張之洞說：“這是中國方式，而非西方方式，這種有害的習俗和弊病自古以來就已存在于中國，人們必須警惕起來防范它們，這就是我為什么要采取中國方式?！盵4]（P144）此時中國的商人，已開始與士勾結，許多人因此

7、正式走上了仕途，獲得原先只有通過科舉渠道才能獲得的地位、權力甚至財富。 甲午戰(zhàn)爭后，《馬關條約》有允許日本在中國設廠的條款，90年代末戊戌維新運動中又有保護工商業(yè)、設立商務局、創(chuàng)辦商會與提倡實業(yè)改革措施，開創(chuàng)了提倡實業(yè)、保護工商的潮流。因此，要求進一步提高商人的地位，發(fā)展工商業(yè)的呼聲越發(fā)高漲，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設廠自救”、“實業(yè)救國”的近代工業(yè)化運動思潮，商人的地位當然隨之提高了許多。 后來，八國聯(lián)軍在北京的劫掠使清政府已經到了難以自保的程度，慈禧太后或許有些后悔當初對于戊戌變法的彈壓，因此在1901年的逃亡途中宣布要“刷新政事”，實際上是開始實施康、梁在百日維新中提出的

8、一些綱領，如在法律上公開承認私營工商企業(yè)、設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頒布工商法規(guī)，毫無疑問，中國工商業(yè)者在20世紀初開始了現(xiàn)代化進程。1901年7月，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奏議應“修農政”、“勸工藝”、“講求農工商”。1902年1月，山西巡撫岑春煊也奏請“振興農工商業(yè)以保利權”。依據(jù)這些建議和現(xiàn)實的形勢，清廷在1902年向各地委派大臣專辦商務，并責成各省督撫認真興辦農工要務，并命令袁世凱為督辦商務大臣。1902年載振提出設立商部，1903年4月，清廷命載振制訂商律。1903年9月7日，正式設立商部，其地位僅次于外務部而列于其他各部之前，并將路礦總局并入。獎勵實業(yè)、振興商務；頒布獎勵章程，對

9、經營工商業(yè)具有相當規(guī)模、制造新式機器或技術上有發(fā)明創(chuàng)造者給以授予官街、爵位的獎勵；并逐步統(tǒng)一全國貨幣，以利商品流通。中國第一部商法《商律》、第一部商標法《商標注冊試辦章程》、第一部公司法《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第一部破產法《破產律》等都是那時頒布的。為了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加強商人的聯(lián)絡團結，維護商人的合法權益，動員商人與官方合作，并力圖消除商人和官員之間的距離，發(fā)揮商人在國家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清政府頒布了一個以官銜和地位來鼓勵資本投入現(xiàn)代企業(yè)的《獎勵蘋商公司章程》。該章程說：“向來官場出資經商者頗不乏人，唯狂于積習，恥言貿易，或改姓換名，或寄托他人經理，以致官商終多隔離。現(xiàn)在朝廷重視

10、商政，函破除成見，使官商不分畛域，合力講求，庶可廣開風氣。如有世家巨族出資湊集公司，辦有成效者，亦準按照以上章程給獎；其或已有官階，職分較崇者，分由臣部隨時酌量情形，奏明請旨給獎，以示優(yōu)異?！盵5]（P1903）如1903年，在批示設立商部的有關提案時，皇帝頒布了這樣的諭令：“通商惠工，為古今經國之要政。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偲趻叱倭?，聯(lián)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余力。庶幾商務振興，蒸蒸日上，阜民財而培邦本，有厚望焉?！盵6]（P27-28） 這道諭令其實是全面推翻了傳統(tǒng)的視商業(yè)為末業(yè)，視商人為末等公民的傳統(tǒng)格

11、局，同時也憑借其經濟實力和倚仗日益提高的社會地位不斷地擴大自己在整個社會生活中***權力。這樣，商人一方面與紳士分享了社會權威，這無形之中削弱了紳士的社會形象。而商部頒布的以官街來鼓勵投資的策略，則進一步將商人和權力資本聯(lián)系起來，這樣，以往通過學習獲得權力的途徑被分解，從而大大降低了青年人對于讀書應試體制的興趣。 因此，商業(yè)受到舉國青睞，商人受到朝野重視。商部建立之後，便在1906年還頒布了對于創(chuàng)造發(fā)明和工藝改進的獎勵措施，不過由于當時***商人中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已經擁有某種官街，所以這些獎勵措施在實際運作中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的是，這樣做的結果進

12、一步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1905年前后隨著商會組織的建立和擴展，一批現(xiàn)代或半現(xiàn)代的實業(yè)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yè)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理想和與眾不同的日習慣等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商業(yè)受到舉國青睞，商人受到朝野重視。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城市工商群體的出現(xiàn)，使得傳統(tǒng)的以行業(yè)和同鄉(xiāng)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行會必須轉變自己的章程以便在新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中擁有更大的發(fā)言權。這樣，作為控制地方商業(yè)團體的一個行政和政治機構---商會出現(xiàn)了。1904年1月11日，半官方的商會在朝廷的授意下成立。對于商人而言，商會這一合法組織的成立，進一步造就了商人的**力量，商人有

13、了更多的合法途徑來參與社會事務。他們“以各級商會為紐帶，形成了一個由大中城市直到鄉(xiāng)鎮(zhèn)的巨大網絡，將力量集合起來。不僅如此，商會總理、協(xié)理和會董均由民主選舉產生，議事采取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原則，具有一定的民主性。通過商會，資本家們受到了民主訓練，增強了組織觀念?！盵7]（P115）這樣商人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商人勢力的發(fā)展，自然影響到了紳士的社會影響力，有人認為商人已經逐漸成為四民之首。“迄于末造，經所謂維新變法及預備立憲，乃始承認商會、教育會為合法團體。通都大邑貿易繁盛，商人漸有勢力，而紳士漸退。商與官近至以‘官商’并稱，通常言保護商民，殆漸已打破從來之習慣，而以商居四民之首。

14、”[8]（P712） 商界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不斷對現(xiàn)實的政治產生影響，無論是后來康有為的?；驶顒舆€是孫中山的**都不斷從商人那獲里得財政上的支持，這種支持甚至延續(xù)到整個民國時期。無論是立憲運動還是1910年爭取召開國會的活動中，商人始終是積極的參與者。在經歷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7—1923年）[9]（P836-854）之后，商人起碼在城市中完全取代了儒家紳士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曾經是傳統(tǒng)紳士們天地的議會，在1911年前后商人們逐漸處于支配地位，在許多地方議長有時是由商會會長兼任的，這樣一來，商人的勢力便逐漸從新的統(tǒng)治結構中處于主導地位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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