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商業(yè)銀行改革中的利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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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有商業(yè)銀行改革中的利益集團 一、引言 　　誰是支持者？誰是反對者？分清利益集團中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這是國有商業(yè)改革的首要問題。改革，是中國發(fā)展的時代主題。加入世貿組織后，全球化的趨勢，已經把國有商業(yè)銀行推向了不深化改革，就無以求生存，更談不上謀發(fā)展的境地。我們的黨，高舉改革的大旗。一切有識之士，踴躍投身改革，已經，還將繼續(xù)匯聚成一股日益巨大的改革洪流?；厥走^去，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改革為什么步履蹣跚，為什么躑躅不前，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或不愿意分清誰是改革的真正支持者，誰又是改革的真正反對者。 　　為著追尋進一步改革的力量源頭，本文試從制

2、度的角度，對目前中國國有商業(yè)銀行包括國家、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在內的核心利益集團的的治理地位、治理利益，及其對改革的態(tài)度進行一番分析。我們認為，在公有制企業(yè)內，由于不承認資本產權天然私有性質，作為資本唯一所有者的國家承受不起人力資本的非生產性或反生產性開發(fā)利用而造成的各種各樣的資源嚴重浪費，果斷地發(fā)動了初期的改革，得到了包括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在內的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大力支持。但是，在進一步的改革中，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嚴重的分化。經營者群體作為一個整體，一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既得利益卻得不到的完全承認，從而在改革面前態(tài)度將搖擺不定。而員工群體由于與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整體發(fā)

3、展同呼吸其命運，必將成為改革的堅定支持者。進而，我們認為，國家希望進一步推動改革，必須緊緊依靠員工群體的力量。 二、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改革 　　經濟學上有一個結論，企業(yè)是利益集團之間互相聯(lián)系而形成的一個網絡，中國的國有商業(yè)銀行也不例外。作為財務資本所有者的國家與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是企業(yè)最重要的三個利益集團，從而也是公有制企業(yè)的核心利益集團，他們承擔著企業(yè)的治理責任，行使著企業(yè)的治理權力，他們是企業(yè)的治理主體。而利益集團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是合約性安排，也可以是指令性安排（周其仁，《公有制企業(yè)的性質》）。利益集團之間的聯(lián)系演化，可以是誘致性變遷，也可以是強制性變遷（林毅夫，《財產權

4、利與制度變遷》）。利益集團之間聯(lián)系的原始指令性安排，以及聯(lián)系演化的原始強制性變遷，是中國目前公有制企業(yè)的特點。中國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改革，就是相關利益集團之間聯(lián)系的強制性變遷。 　　改革之前的國有商業(yè)銀行，法律上，財務資本的所有權是公有的，人力資本也是公有的。但是財務資本是被動資本的，人力資本是主動資本，財務資本作用的發(fā)揮依賴于人力資本作用的發(fā)揮，而人力資本天然附著于個人身上，人力資本作用的發(fā)揮依賴于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改革之前的封閉中，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主觀能動性的調動，依賴于計劃信號的引導。但是，在改革初期，環(huán)境發(fā)生嚴重變化，計劃信號被嚴重扭曲，個人極度缺乏主觀能動性，引導效率低下，這已經無法滿

5、足國有商業(yè)銀行價值最大化目標的要求。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封閉環(huán)境之外的西方世界，法律上承認人力資本產權私有性質，依賴信號引導，卻能充分調動人力資本所有者的主觀能動性，并產生了經濟高效率。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歸根結底，是由于環(huán)境存在不確定性，而國有商業(yè)銀行的人力資本產權狀態(tài)不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所致。 　　為了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國有商業(yè)銀行開始了改革，需要從法律上逐漸承認人力資本的私有性質。而對人力資本私有性質的承認，最后必然落實到其轉化成果——財務資本所有權私有性質的承認，包括過去的成果及未來的成果。 　　未來的成果，是在全新的條件下形成的，可以預先以合約的形式事先確認其私有性質。而過去的成果

6、是在傳統(tǒng)公有制條件下形成的，仍然保留了公有性質。這個公有性質，本身意味著在現(xiàn)有條件下公有的財務資本仍然需要對在職員工，承擔部分的保障義務。這個義務可以按照傳統(tǒng)的“企業(yè)辦社會”的方式來進行，也可以以分解公有財務資本到個人的方式來進行。前一種方式，在現(xiàn)有條件下本身已經為實踐證明是低效率的。而后一種方式，由于的原因，分解的難度也在發(fā)生著消長變化。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同樣數(shù)量的財務資本，分解難度自然提高；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尚待分解的財務資本數(shù)量卻在不斷減少，反而日益消除了分解的必要，從而也就日益抵消了分解的難度。是否存在一種折衷的方式，即不對這一部分財務資本加以分解，卻又能實現(xiàn)這一部分財務資

7、本的高效率利用？我們設想，可以把傳統(tǒng)公有制條件下這一部分財務資本轉化為員工社團公有性質。這一種方式下，顯然無須分解，而如何利用這一部分財務資本承擔社保義務，完全是員工社團的事，與企業(yè)無關，自然不存在“企業(yè)辦社會”的低效率問題。顯然，這一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承認了過去成果所有權的私有性質。 三、改革初期，利益集團的治理地位 　　與千千萬萬的其它公有制企業(yè)一樣，在改革的過程中，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治理主體可能是一樣的，也可能是不一樣的。如果是后者，就存在舊治理主體退出和新治理主體進入的問題。如果是前者，仍然可能存在企業(yè)幾個治理主體之間地位此消彼長的變化。 　　改革之前，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治理主體是唯一的國家

8、。這時的員工群體以及經營者群體是當然的人力資本出資人，但由于不享有人力資本產權，也不享有財務資本產權，沒有獨立的治理地位。經過改革，治理主體涵蓋了國家、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這時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一方面由于在法律上獲得了未來利用人力資本的私有產權，治理地位日益走向獨立，另一方面，憑著利用過去人力資本轉化而來又保留公有性質的財務資本，而成為財務資本員工社團所有制下的治理主體。 在改革的過程中，國家出于自利目的主動削弱了自己的治理地位，而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相應獲得了治理地位，并日益提高。但是，與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日益膨脹的需求相比，國家所騰出的治理空間十分有限。這就決定了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

9、體之間為占據(jù)有限的治理空間展開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取決于員工群體和經營者群體之間的雙方治理勢力強弱對比。那么，雙方勢力誰強誰弱呢？ 　　首先，從數(shù)量上看，員工群體所占比重處于絕對多數(shù)，但組織松散；而經營者群體處于絕對少數(shù)，但組織嚴密。其次，從質量上看，員工群體的人力資本相對處于一般的水平，且專用性相對較低，而經營者群體由于具有特殊的人力資本，專用性較高。再次，雖然雙方都是“內部人”，但是從雙方在國有商業(yè)銀行內部治理鏈條中所處的位置看，員工群體處于銀行治理鏈條的最下游，處于相對劣勢，而經營者群體由于處于國有商業(yè)銀行治理鏈條的中上游，很容易借助于信息優(yōu)勢，擠占國家治理地位下降所騰出的治理空間。所

10、以，整體來說，改革初期的競爭中員工群體處于下風，而經營者群體占盡上風。結果，員工群體所得到的治理地位相對較低，所得到的治理利益相對也較少；而經營者群體占據(jù)著較高的治理地位，從而不僅可以明里收益，還可以通過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實現(xiàn)許多控制權收益，這些收益大部分屬于灰色消費。四、進一步的改革中，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態(tài)度 　　國家。國家是財務資本出資人。不改革所造成的被動局面，意味著國家有著十分強烈的改革壓力，而改革成功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意味著國家還具有十分強烈的改革動力。改革過程中，需要不斷排除利益集團之間的指令性安排，而國家又最有這一方面的能力，特別是改革初期，最有排除的必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11、改革具有了強制性變遷的特點。所以，國家是支持改革的，不管在改革初期還是在進一步的改革中，都將是改革的領導者。 　　員工群體。員工群體在目前的國有商業(yè)銀行治理中，屬于弱勢群體。一方面，他們的治理地位較低，從治理中得到的利益也較少。不改革這一治理地位將長時間被擠占，他們的利益就會長時間無法完全實現(xiàn)。另一方面，不改革，國有商業(yè)銀行將無法適應環(huán)境的變化，這就意味著，價值最大化目標也就無法實現(xiàn)，而在員工群體的待遇與全行績效掛鉤后，員工群體的利益必將嚴重損失。這雙重壓力，注定了員工群體一定是改革的堅定擁護者。與國家不同，員工群體是“內部人”，他們對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改革方案具有更為深刻的了解，對國有商業(yè)銀行內

12、部的經營者中誰是最適合的改革人選，而誰又是改革的反對者也具有更為深刻的了解，這注定了員工群體還將是改革的最必要的參與者。 　　經營者群體。經營者由于在改革初期的競爭中取得了“內部人”控制的治理地位，即使不改革它仍然可以利用其事實上的治理地位，充分實現(xiàn)治理利益，而不管企業(yè)是否能夠在良好治理中實現(xiàn)價值最大化，所以，他們沒有改革的壓力。何況，改革之后對于經營者來說不一定能得到實際利益，而如果改革失敗卻必須由他們承擔失敗的風險，也就是說，他們處于目前的治理地位也沒有改革的動力，所以，在自利假設意義上的經營者群體，一般不會支持改革。但是，這并不排除還有許許多多的經營者將借助其特殊的創(chuàng)新能力利用改革，謀取

13、更高一級的治理地位，在更高水平上實現(xiàn)治理利益。顯然，經營者群體在國有商業(yè)銀行的立足，憑借的是屬于他們所特有的人力資本。而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隨著改革的深入，對人力資本的要求，也在發(fā)生著變化。但是，與其他資本一樣，人力資本具有專用性。能適應變化之前環(huán)境的人力資本，不一定能夠適應變化之后的環(huán)境。正因為人力資本適應了變化之前的環(huán)境，這一部分經營者才在改革初期的競爭中，贏得了目前的治理地位。如果這一部分經營者的人力資本還能夠適應變化后的環(huán)境，那就意味著，這一部分經營者還能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從而謀取更高的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反之，如果經營者的人力資本不能夠適應變化后的環(huán)境，那就意味著，在進一步的改革中，這一

14、部分經營者將喪失其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這樣，經營者作為一個群體，在進一步改革面前就出現(xiàn)了重大分化。而對于贊成改革的經營者來說，由于改革存在風險，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和參與往往是低調進行。 　　顯然，在改革初期，經營者群體之所以能夠輕松擠占治理地位，獲取較高的治理利益，歸根結底是其處于治理鏈條中上游位置所產生的特殊的信息優(yōu)勢所致。而在現(xiàn)實中，國家想推動進一步的改革，也必須搶占這一制高點，那就是借助于贊成改革的經營者和反對改革的經營者所占據(jù)的有利位置來發(fā)動改革。也就是說，贊成改革的經營者，在國家的領導下，想發(fā)動改革，必須征得反對改革的經營者的同意。但是，由于反對改革的經營者，在改革初期獲得了龐大的既得

15、利益，從而也就存在維護現(xiàn)有治理地位下的龐大既得利益的動力，所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反對改革的經營者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這時，為了改變其他條件，推動進一步的改革，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強制”的辦法，即利用利益集團之間的原始指令性安排，強制調高反對者的改革收益，或者強制調低改革，或者強制調低不改革的收益，調高不改革的成本。另一種是“贖買”的辦法，即用一塊改革費用，來補貼反對者，贖買反對者的贊成票，這是與反對者之間的一份經過充分協(xié)商的“贖買”合約。 　　所以，在推動進一步改革的意義上，一方面，有必要落實員工群體的治理地位，以遏制經營者群體對其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的擠占；另一方面，有必要放開經營者之

16、間的競爭，以避免經營者上崗的逆向選擇，和經營者群體擠占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的沖動所造成的風險。 五、結論 　　改革是大勢所趨。國有商業(yè)銀行初期改革的推動，主要依靠作為財務出資人的國家。隨著國家在國有商業(yè)銀行中治理地位的自動削弱，在進一步推動國有商業(yè)銀行改革方面，國家單純依靠自身的力量，顯得過分單薄，從而舉步維艱。而在改革初期擠占了員工群體的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的經營者群體，已經分化為兩類。其一為出于維護龐大既得利益而不思進取的一個利益集團；其二，由于具有超前的特殊創(chuàng)新能力，為謀取更大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而贊成改革的經營者，深感寂寞，只好觀望等待。在這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轉折關頭，國家有必要緊緊依靠員工群體的力量，強化經營者群體內部的競爭，優(yōu)勝劣汰，挑選經營者，進一步推動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改革。因為員工群體的目前治理地位和治理利益已經被經營者群體擠占，加上銀行績效與員工群體的待遇已經掛鉤，不改革將對員工群體造成嚴重的壓力，何況員工群體還是“內部人”？他們投身改革，天時，地利，人和。